翻译那些事儿

2014-05-05 09:31:22 东南亚小语种翻译中心 58

  其实,有关文学翻译质量的争论,从来就没有停歇过。从村上春树的林少华和赖明珠译本之争,到对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质疑,甚至曾被视为“定本”的王道乾《情人》译本,也难逃被“挑刺”。

  “日磨千字”铸就经典

  如果对译作版本不挑剔的话,读者会在某本《堂吉诃德》的开篇里,读到这样的堂吉诃德:在村民眼中,他可是一位真正的贵族绅士。他家里收藏着一支又旧又钝的长矛,还有一面锈迹斑斑的盾牌,院子里,有一只灵敏的猎犬跳来蹿去,还养了一匹瘦骨嶙峋的马。

  不过,在杨绛的译本里,这段话是这样的:他那类绅士,一般都有一支长枪插在枪架上,有一面古老的盾牌、一匹瘦马和一只猎狗。

  两相对比,高下立现。诚如作家阿城有言,“翻译体可以接受,但翻译腔不可接受”。

  学界对经典译者时代划分为:一是成长于“五四”前后的一批译著大家,如冯至、李健吾等;二是抗战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的一批译者,尤以西南联大的“九叶派”闻名;三是“文革”前毕业的一批专攻外国文学的大学生。

  这三批译者,受后人尊重的程度,与他们的“日磨千字”的艰苦付出成正比。老一辈翻译家们,是在用生命成就名著。

  以杨绛为例:杨先生在翻译《堂吉诃德》前,已经有多个版本的《堂吉诃德》由英译本转译至中文。为了忠实原著,杨绛不仅学习西班牙文,而且对原文往往一句盯一句,只把长句拆为短句,再把短句重作安排;如有疑义,还要参阅英、法、德、西等多种文字的参考书,直至自信无误为止。这一磨,用了22年。

  而当今出版界,大部分译者文学水平不及老一辈文学家,已是公认事实。对于名著的翻译侵权和剽窃,更是“蔚然成风”。

 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欧阳韬介绍,近年来,出版市场放开,针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优秀译本的剽窃行为愈演愈烈。仅以该出版社《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》一书成为抄袭对象为例:一些不法书商雇用写手,在已有译本上改动个别字句,调整一下句式结构,很快就能炮制出动辄数十本的外国文学名著“新译本”,以低廉的价格大行其道。不明真相的读者常常被这些装帧堂皇的“中译中译本”欺骗。

 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译部主任黄昱宁有着二十余年的翻译经历。她对此只用一句话作评:“没办法,公版书是可以反复重译的,自然良莠不齐”。

  根据相关出版法规,一般作品的版权保护期为作者死后50年。也就是说,在作者辞世50年后,经典作品再译可不用付版权费。而大多数经典外国文学名著,例如《堂吉诃德》《复活》《红与黑》等等,都超过了这一期限,可以免费随意出版,也就是“公版书”。

  这样一来,重译和借鉴经典作品,就成了省时省力且稳赚不赔的讨巧活。根据不完全统计,目前一批文学名著被各家出版社反复重译、再版,其中,《小王子》一书,据不完全统计约有60个中译本,这还不包括同一译者在不同出版社的版本以及各类“缩写本”。

  实际上,好一点的借鉴,是照着外文翻译,并与以前的译作进行比对;而更恶劣的借鉴,则是将前人译作里的中文,换一种说法写出来。

  如此,读者就能看到内容大致相同,但文风完全不能匹配的名著了—这样的手法,不会落人口实,被指责为抄袭。

  “日磨千字”已成奢侈

  除却抄袭和借鉴,那些真正埋下头来认真翻译版权书的译者,也正面临收入低微、狂赶“工期”,但仍因翻译质量被贬损为“无业界良心”的窘境。

  以年初著名出版人路金波推出的李继宏版重译名著计划为例,该计划号称“一套涵盖19位西方经典作家的名著新译本”,“日译一万字”,不过,读者并不买账,这一计划尚未执行到一半,就被豆瓣网网友抵制。

  另外,与公版书不断再译再出版相比,外国新一代文学大家进入中国的脚步,要么来得慢得多,要么忽然集中式爆发,但质量参差不齐。

  以雷蒙德·卡佛为例,这位美国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和小说界“极简主义”的短篇小说大师,其最为著名的小说集《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》早在1981年4月就已在全球发行,并红遍欧美读书界。但直到 2009年年初,肖铁翻译的卡佛短篇小说集《大教堂》面世,当年年底汤伟(小二)的《雷蒙德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》出版,卡佛才终于尝到在中国走红的滋味。

  另外,新晋诺奖桂冠作家如多丽丝·莱辛、赫塔·米勒等,近年来作品大规模集中出版,也均属此情况。

  黄昱宁直言,稿费制度和版权书(新书)翻译限时出版制度,均是令新书无法顺利进入中国图书市场的一个诱因。

  比如,一本公版书,可以没有任何限制,随时加印,随时翻译;而一本新进的版权书,从出版社交给译者的那一刻起,必须在18个月内翻译出来。这就要求译者必须提速,而文字是个慢功夫,一旦提速,质量必然下降。

  再来看看稿酬制度。现在的翻译稿酬大抵为,每1000字70元,而要保证质量的话,每天的翻译量不会超过2000字,也就是说,翻译如果仅凭翻译新文学作品为生的话,月收入最多只能达到4000余元。这实在不是一份高薪。

  “中国的稿费制度,导致翻译质量不能保证,以翻译为生,肯定要有速度,不能像我一样,一本小说集翻译了三年。”汤伟如是说。

 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汤伟是上海一家台资企业的高管。虽然50岁有余,但因在美国生活20余年,对翻译卡佛的作品,纯属私人爱好。这也注定了,汤伟能够用三年这样漫长的时日,打磨一段有关卡佛的传奇。

  不是所有翻译都有如此之多的时间和耐心。对于出版社来说,新版图书18个月的翻译时间,是个必须遵守的约定。而资深翻译黄昱宁对此,只能无奈:“用这么短的时间交出好作品,收入又如此低微,这对于年轻译者,确实太难。”她直言,想要解决译本质量下降、出版界抄袭成风的现状,改革译作出版制度,非常关键。

  经典译作不再的年代

  时下对于外国文学译作的评价多有诟病,普遍认为当前的文学翻译水准,较公认的经典翻译来说,无法比拟。

  黄昱宁却有不同看法。“现在的翻译水平,大体上都还是过关的,没有一些媒体说的那么严重,甚至,我认为,在某些程度上,现代翻译比老翻译家们更有优势”。

  确实,在以往资讯不发达的年代,翻译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各种参考书都不完备,以至出现误译。傅惟慈老先生就曾经自认,他最早于1954年11月出版的《战斗的洗礼》中,出现了二十几处不合天主教习惯的用语,并公开表示,这些不准确的用语大大破坏了原作气氛。

  而现在的译者,则完全不必有这样的担忧。互联网上,随手输入,各种生僻怪诞的词句,都可迎刃而解。傅惟慈曾经自省并要求自己“翻译家必须是杂家”,这一理念在当年,需要潜心研究、宁神践行,当今,只要借助网络搜索引擎,就可以办到。

  但是,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,仅靠互联网,靠外文功底,以及“改编”,无法成就经典。深厚的文学素养、淡泊名利的学者情怀,以及译者与原著作品产生的强烈共鸣,才能真正令一本译著千古流传。

  细考老一辈翻译家,大都有精深的古文造诣和深厚的文学素养,很多本身就是一代文学宗师,比如杨绛先生,他们自然视文学翻译为创作。基于此,老一辈翻译家们往往在完全理解原著精髓的基础上,寻求“意译”与“直译”的最佳结合。也正因如此,老一辈翻译家的作品,其文学价值弥足珍贵。

  舍弃名利的情怀,也非一般译者可以做到。老一代的翻译家大都历经社会动荡,世事巨变,坐冷板凳是他们的专利。名利,对于他们,如过眼云烟,翻译与文学,才是他们的生活。也正因如此,翻译家们用十年、甚至几十年磨一剑,也是常有的事。

  而现今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年轻译者,从入行之初就与前辈经历大相径庭。一面是外界关于文学翻译报酬“见顶”的公论,另一面是他们当中,多有尚未走出校门,就“译著”多多。

  与傅雷、杨绛、傅惟慈等老一代翻译大家同时出道的翻译人员,数量何其庞大,但最终,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同代翻译爱好者们渐去渐远,最终留存传承以至奉为经典的,只有堪堪数十人耳—而这样的去芜存菁,是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沉淀、时光淘洗。

  新一代译者,则在名与利的对视和纠缠中,等待着大浪淘沙,岁月流金。一个可能的事实是,若干年后,与傅雷、杨绛、傅惟慈等同样伟大的新一代翻译家们,将在时光荏苒里,闪出璀璨的光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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